尼采說過：「凡殺不死我的，必使我強大」
從群體的角度來解讀這句話，意思可能是「殺不死我的，卻殺死別人了。
因為弱者不見了，所以群體平均更強大」試煉讓群體內的個體付出了代價，把反脆弱性從個體移轉至群體，讓群體得以改善。改善代表的是增加生存優勢，不問對錯，沒有價值觀，只有群題是否增加生存優勢。
人為干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
某個電視節目介紹有個日本人驚豔於鬥雞的美味，因此開始著手馴化鬥雞。不過鬥雞是一種很難圈養的動物，兩隻鬥雞只要聚集在一起，就會開始打架，即便是剛出生的黃毛小雞，一樣如此，這是天性使然。不過那位日本人想到一個方法：讓打架落敗的公雞才可以繁衍後代，因為落敗的公雞具有比較溫順的個性。經過三至五代的人擇後，馴化過的鬥雞就可以跟一般的雞一樣生活在圈養的環境中，即使很多隻鬥雞在同一個空間內，彼此也不會打架。
反脆弱性具有碎形的自我相似特質，我們在台灣上個世紀的政治發展也可以看到類似的事情。中華民國政府於1949年遷來台灣之後，就開始著手馴化台灣人，馴化的手段跟日本人馴化鬥雞的手段一樣：殺掉那些可能會反抗的人，讓溫順的人才可以安全的繁衍後代，經過一兩代的人為干預後，大多數活下來的人閉口不談政治，幸虧1988年解除報禁，台灣的政治發展才開始有了多元性及不確定性，不過有些人依舊餘悸猶存，如果再晚一點才引入政治多元性，那麼台灣就可能被中華民國完全馴化，屆時又是不同的光景。
在日本人的干預下，具有原本個性的鬥雞被犧牲了，鬥雞群體的反脆弱性提升，變得更適合生存在圈養的環境中。同樣的，在中華民國的干預下，會反抗的台灣人被犧牲了，台灣人群體的反脆弱性提升，變得更適合生存在在高壓、封閉的環境中。
犧牲個體以成全群體的反脆弱性，在概念上是一個電車問題的翻版。電車問題主要是探討功利主義與源自康德主義的道德義務論見解，功利主義認為為了群體的利益，應該要犧牲少數個體的利益，而康德主義則是主張，道德應該建立在必要的義務責任上，如果犧牲個體的權益有違背責任義務的話，那就不應該犧牲少數個體的權益，即便是群體的權益會受損。
由兩種不同的主張見解，我們可以確定反脆弱的機制屬於功利主義，具有反脆弱性的群體幾乎都是功利主義，以提升群體的生存優勢為第一要務，並不在乎個體是否可以繼續生存，群體反脆弱性甚至是從個體移轉而來的。
的確，我們需要群體的存在，個體才可以生存，不過我們身為人，面對群體為了生存而犧牲某些個體時，沒辦法不產生情緒，但是我們又清楚的知道，為了群體的生存，某些個體勢必得犧牲。因此在唇齒相依和錯綜複雜的情況下，為了維護群體的利益，我們要非常小心的選擇個人利益的犧牲。